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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章里的改革史》潘晓讨论: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和寻求
发表时间:2018-12-17 13:42来源:中新网广西

摘要提示: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甫一发表,即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广大青年中引发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成为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大潮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习近平总书记2018-12-17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广大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广大青年应该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重读《北京日报》十年前的这篇旧文,回望三十多年前的那场讨论,更加觉得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振聋发聩,耐人寻味。

      ◎李砚洪

五月的惊雷

      在北京市西城官园育强胡同《中国青年》杂志社办公室,工作人员从靠墙的一排大文件柜里找到了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打开尘封,是厚厚的一摞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发稿原件,用方格稿纸、蓝黑钢笔字工工整整誊抄的《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在最上面:

编辑同志:

      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到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在讲述了自己在工作、爱情、家庭生活中所经历的种种不幸后,潘晓最后这样写道: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今天,信中关于人生的困惑相对于价值多元的现在也已不再振聋发聩,而舆论环境的大为宽松也已使得信中大胆直言毫无忌讳的表达方式不再显得离经叛道。但是,时光倒回当年的那个五月,当时的人们在不经意间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毫无心理准备,他们的第一反应令今天的人们不可思议。“触电”“感觉有一颗炸弹在心里爆炸”“浑身战栗”“激动得流泪”“恐惧”……在已经泛黄的杂志和内部材料刊登的一封封来信中,充满大量类似的字眼。这些词汇是当年读者们来描述他们最初读到这封信时的直接感受。

      “这是一颗真实的、不加任何粉饰的信号弹,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响。”在所有对这封信的比喻里,太原读者贺海毅的这句话最为独特而贴切。

盛夏的炽热

      当年“潘晓讨论”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国青年》原编辑部主任彭明榜还在中学读书,到《中国青年》工作后,他一直在追寻当年那场讨论所牵涉的人、发生的事、深层的理。

      彭明榜说,和季节出奇的吻合,“潘晓讨论”整整“热”了一个夏天。最初的读者来信在就人生的意义发言的同时,几乎都对这场讨论本身表示了强烈的感激和敬佩:“全国多少青年和潘晓一样,希冀着心灵的甘露,在渴望着点燃青春的火炬。”

      除了感佩,许多读者还怀有种种疑惧。他们有的怀疑发表这封信是为了引诱青年谈出真实思想,是个“圈套”;有的替“潘晓”表示担忧;甚至还有为《中国青年》担心的,他们说《中国青年》弄不好要挨批评,这场讨论说不定会被“围剿”……

      不过,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担心显得有些多余,进入六月中旬后,“潘晓讨论”得到广泛支持。《人民日报》首先报道了《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消息,并在评论员文章中称赞这一场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新华社在报道中也肯定:“只有了解青年,才能帮助青年;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决问题。”《中国青年报》将“潘晓”的信摘要发表,之后也开展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专栏。

      6月18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团中央书记处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编辑部。第8期《中国青年》以《胡乔木同志关心人生意义的讨论》为题发表了他的讲话摘要:这个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中的一个。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

      编辑部按照这个讲话的精神,从第7期开始,将原来每期8页的版面扩大到20页,而且发表了许多讲述自己和潘晓类似或者更悲惨经历的来稿;第8期让潘晓在杂志上出了场,刊登了一封对讨论表示感动和感谢的《潘晓同志来信》:

      我万没想到,《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之后,孤寂、痛苦和绝望中的我,一下子获得了全国数以万计同代人的关注和声援。……是你们,一反以往社会上那些“君主”“神父”“长官”惯于板起的教训人的面孔,带着朋友、姐妹、兄长的热忱向我这将被淹没在尘埃之下的无名角落走来。……这种珍于一切、最真诚的心灵的交流,用任何最动人的感激之词加以报答,都只能是对它本身格调的贬低。

      为了使讨论“有点波澜”,第8期还发表了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一文:

      自私首先是一种自我发现: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意识到“我”的重要意义。……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而人首先是个人,所以每个自觉到自我价值的人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就是历史。”

      发表于《中国青年》1980年第10期、署名为桂钢的读者来信肯定了赵林的观点,而更多的声音是对赵林观点的驳斥,第10期上署名为何乐为的读者来信最有代表性:赵文武断地宣布“说谎、欺诈、恭维、奉承是人生的真谛”,“自私是人的本质”,这就把人类经过漫长岁月艰难成长起来的一切良知、美德统统踩在脚下,把全人类(除去作者自己)推到道德的被告席上……

谁是潘晓?

      谁是潘晓?中国青年杂志社前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说:“潘晓只是一个符号,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一代青年对爱与激情,人生的痛苦与迷惘思索与讨论的一个象征性符号。”

      当年《中国青年》的编辑马丽珍讲述了事情的缘起。

      1979年,《中国青年》开展过一场“可不可以在青年中提倡学习陈景润?”的讨论,社会反响不错。所以,讨论一结束,编辑部就着手组织下一场讨论,当时选定的题目是“讲实惠”,因为当时青年中流行着一句很有名的口号“一切向钱看”,“讲实惠”成了一种时尚。1980年年初,马丽珍刚从群工部调到思想教育部一年,编委会就安排她准备这个选题。

      一天下午,她到群工部看了两小时的读者来信,许多信说的都是关于人生苦恼、看透了社会、找不到出路等,她挑出其中35封,隐约中觉得或许可以提炼出一个选题。一天,马丽珍向关志豪讲了开展人生观讨论的想法,关志豪让马丽珍把那35封信给他看看。第二天,看过信后的关志豪就同意了这个选题。

      定下了选题后,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柠让马丽珍和另一个编辑马笑冬做进一步的调研。接下来的两三个月时间,“二马”每天早出晚归,奔走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

      在一次座谈会上,马笑冬认识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通过几次交谈,她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问她愿不愿意毫无隐瞒地写出来供青年讨论。黄表示同意,马笑冬便向她约稿。

      也是在这前后,“二马”到北京经济学院开一次座谈会。学院团委书记李庆堃向她们推荐了二年级学生潘祎。李庆堃说,这个学生很灰,不久前刚自杀过,你们可以和他单独谈谈。“二马”于是分开行动:马笑冬去参加座谈会,马丽珍去和潘祎单独交谈。

      2018-12-17,马丽珍与潘祎从下午两点多谈到六点多。马丽珍问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写出来供青年讨论,他表示愿意。

      不久,黄、潘的稿子分别交到编辑部。潘祎的不能用,但其中一些语言和观点可供参考,而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为“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四部分,基本可用。编辑部将这两篇稿子交给马笑冬,由她执笔作最后的修改。

      最后见刊的那封信,人生经历和主要观点都基本取自黄晓菊的稿子,很多话甚至是原文,潘祎的一些话也糅了进去,还吸收了一些在座谈会上听来的语言。最后,马笑冬从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合成了“潘晓”这个笔名。

秋天的萧落

      8月20日,在《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安排下,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本来是作为一个思想典型人物的潘晓被具体化为实实在在的黄晓菊了。虽然黄晓菊在亿万观众面前对那封信作了说明,最后的表态很“正面”也很富于哲理:“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但是,黄晓菊的这一次“出场”还是无可挽回地使“潘晓讨论”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关于潘晓的群众来信。

      第一封信题为《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写信人署名为“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这封信写道:各类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对她的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评论、吹捧,使她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恳切希望快刹住这股风,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弊多利少,得不偿失!

      第二封信题为《邻居眼里的潘晓》,署名为“北京石月”。这封信先说“街坊邻居原来不知道潘晓是谁,一看电视才知道潘晓就在自己身边,先知其人,后闻其名,有反胃似的不舒服”,然后列举了黄晓菊的种种缺点,说她“打姥姥”“不给姥姥吃饭”“‘主观为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人’则还差得远”……

      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10月,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清样》第3028期刊登了记者徐光耀写的《北京羊毛衫五厂负责人谈‘潘晓’和她的信的问世的情况》,实际上把潘晓的信说成了“完全出于《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之手”。

      总政治部把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3028期作为《政治工作参阅件》转发了全军;在11月26日召开的全国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胡耀邦对潘晓问题有此一说:“潘晓不是真潘晓,是塑造的潘晓,是两个人的信合起来的。”一些地方便据此将“潘晓讨论”简单地理解为“《中国青年》制造的一场大骗局”,从而已滋长出全盘否定这场讨论的趋向。

      在如此被动的情况下,上级指示编辑部要尽快收场,以免招致更多更严重的批评。12月11日,第12期《中国青年》出版。关于人生观讨论的版面缩减到8页,并且宣布发完本期后,群众性的笔谈讨论结束。

      从第5期到第12期,《中国青年》关于潘晓讨论一共编发了110多位读者的110多篇稿件,共十七八万字;在讨论开展的七个月时间里,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件,其中不少信稿是几十、上百青年联名写的;关注和参与这场讨论的青年以千万计……

      宣布群众的笔谈讨论结束容易,但要宣布整个讨论结束却很难。这个难就是编辑部如何做总结。

      1981年第6期《中国青年》姗姗来迟地发表了编辑部的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这篇文章分“重新探索人生意义是历史的需要”“正确认识‘人的价值’”“科学地看待‘公’与‘私’”“在振兴祖国的奋斗中开拓人生之路”四部分。文章发表后,《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人民日报》也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摘要。至此,搅动了全国青年人心的“潘晓讨论”总算有了一个正式结束。

窄与宽的辩证

      2005年1月,《中国青年》组织了一次潘晓讨论的回顾,黄晓菊、潘祎等聚在了一起,赵林专门写来一篇回顾文章。“不仅仅是聚会,那次25年后的回顾,更像是一次研讨,会上大家普遍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没有当年‘人生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就没有生活路越走越宽的今天。潘晓那声令整个社会为之一震的提问,仿佛开启了一个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真正的思想启蒙。”彭明榜是那次聚会的组织者之一。

      2018-12-17,《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刊发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薛德震的文章《人的主体性觉醒是一种极大的社会进步》,在文章中,薛德震写道: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位化名为“潘晓”的青年提出人生价值问题,引起了一场大讨论。开始曾经有一种舆论认为,人的价值、人权问题,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概念和理论,我们无产阶级、共产党人怎么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呢?“文革”前后,在我国曾经出现过“谈人色变”的现代愚昧,人们在人性、人道、人权、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平等等等问题上噤若寒蝉,不敢谈论。现在人人都在谈论“以人为本”,谁还敢在人的问题上拿大棒子打人?改革开放30年,在这方面发生了何等大的变化,真如隔世!这是人的主体性的觉醒,是一种极大的社会进步!

      “今天,已不仅仅是宽窄的问题了,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应该考虑的是,我们怎样表演才更出色,更经典!”黄晓菊搅动着面前那杯苦咖啡,笑着跟记者说。这也许是当下“潘晓”的现实理想主义。

(原载《北京日报》,2018-12-17)

      旧报章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潘 晓

      应该说,彷徨、苦闷对于麻木、僵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我们无须讳言我们的社会还有弊病。它并不因为一些人的忌讳,或另一些人的愤世厌生就自行消失。但是,在十年动乱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在经历了种种挫折、危难的锻造之后,我们共和国的年轻一代,没有背弃时代的责任,作为他们的主流是更坚强了。他们背负着民族的希望,脚踏着祖国的大地,高举起新长征的火把,又顽强地挺进了!对于人生意义的思索和寻求,将成为年轻一代人在人生旅途中的新起点。应该怎样看待社会?怎样看待人生?当理想和现实发生矛盾的时候,怎样才能生活得有意义?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如何?让青年们自己来讨论这些严肃的问题吧!

      这里,我们把潘晓同志给编辑部的一封坦率、诚恳的来信发表出来。潘晓同志说:“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们相信,在一场对人生意义的广泛的、平等的、科学的探讨之中,青年们会有所收益。潘晓同志和更多的青年,会在各自不同的人生路上,找到指引自己前进的路标!

编辑同志: 

      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经不复存在,我似乎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还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根,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的第一页。日记本记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个本子上。这段话曾给我多少鼓励呀。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后来,我偶然看到了一本过去出的小册子《为谁活着,怎样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

      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 个崇高的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种献身的激情之中,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着英雄的样子。

      可是,我也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ー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但当时我还小,我还不能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况且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世界里。

      可是,后来就不行了,生活的打击向我扑来。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真是当头挨了一棒,天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借助几个好同学的力量,给街道办事处写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时候,我仍然存着对真善美的向往,也许家庭的不幸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现在已经踏上了生活,生活还是充满诱惑力的,她在向我招手。

      但是,我又一次地失望了。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当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全部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有人说,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爱情,只有在爱情里才能获得生命的支持力。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尽管我在外面受到了打击,但我有爱情,爱情给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躁,我心里堵塞得像要爆炸一样。人生呵,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所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流芳百世”“遗臭万年”者并不多,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奢谈为人类?如说为吃喝玩乐,可生出来光着身子,死去带着一副皮囊,不过到世上来走一遭,也没什么意思。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很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滚,仿佛脖子上套着绞索,逼我立刻选择。

      我求助于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欧文的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读了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鲁迅、曹禺、巴金等人的作品。可是,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地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不管我沉陷在书本里还是回到现实中来,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呀,使劲地想,苦苦地想。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哪!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构,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如若不然,请问所有堂皇的圣人、博识的学者、尊贵的教师、可敬的宣传家们,要是他们敢于正视自己,我敢说又有几个能逃脱为私欲而斗争这个规律呢?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一个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慰自己,平复创伤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合理的人,就像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样。我也争工资,我也计较奖金,我也学会了奉承,学会了说假话……做着这些时,我内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尔的话,内心又平静了。

      当然,我不甘心浑浑噩噩、吃喝玩乐了此一生。我有我的事业。我从小喜欢文学,尤其在历尽人生艰辛之后,我更想用文学的笔把这一切都写出来。可以说,我活着,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它——文学。

      然而,似乎没有人能理解我。我在的那个厂的工人大部分是家庭妇女,年轻姑娘除了谈论烫发就是穿戴。我和她们很难有共同语言。她们说我清高,怪僻,问我是不是想独身。我不睬,我嫌她们俗气。与周围人的格格不入,常使我有一种悲凉、孤独的感觉。当我感到孤独得可怕时,我就想马上加入到人们的谈笑中去,可一接近那些粗俗的谈笑,又觉得还不如躲进自己的孤独中。

      我自己知道,我想写东西不是为了什么给人民做贡献,什么为了四化。我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表明我的存在。我拼命地抓住这唯一的精神支柱,就像在要把我吞没的大海里死死抓住一叶小舟。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按说,一个人有了事业,就会感到充实、快乐、有力量。可我却不是这样,好像我在受苦,在挣扎,在自己折磨自己。我处处想表现出自己是强者,可自知内里是脆弱的,我工资很低,还要买大量的书和稿纸,这使我不得不几角钱几分钱地去算计……我有时会突然想到,我干吗非要搞什么事业,苦熬自己呢?我也是一个人,我也应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个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再说,我真能写出什么来吗?就算是写出来了,几张纸片就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我根本不相信。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去死……心里真乱极了,矛盾极了。

      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1980年4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报章里的改革史》,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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